【作者简介】袁同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科学研究类项目“国家认同教育的地方性实践”（ZB21BZ0110）阶段成果。
【摘要】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始终发挥着聚焦时代任务的学科传统，服务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建设重心。虽然当前民族学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特色，但面对新时代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发展需求时，它仍存在学术话语深陷西方窠臼、学科理论难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学科母体萎缩等问题。因此，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只有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话语体系建设，在海内外实践中加强学术体系建设，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推动学科体系建设，才能加快民族学中国学派的构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会主题，并在第六部分清晰阐述了中国民族领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战略部署，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些论述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民族领域的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对新时代新征程上做好民族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回顾百余年的学科史，民族学无论在哪一段历史时期，都始终围绕民族工作的实践指向进行理论选择与实践路径的创新。这个不断与中国社会互动的过程，也推动着民族学贴近于中国本土，朝着中国特色民族学、民族学中国学派发展。基于此，如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加速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加快建设民族学中国学派，成为了当下学术界关注并思考的焦点话题。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学”的设想。这既是对西方理论范式在解决或解释中国问题局限性上的突破；又符合从实践中发展中国本土理论和方法、增强中国学术界文化自信的共同期望。也就是说，虽然民族学学科的“重要目标是创建理论”，但“创建理论的目的”却“是为了解决问题”。对此，王延中曾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中国民族学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如何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好服务的问题。我们的实际和现实是什么？”杨圣敏在思考“民族学研究的方向”时也补充到，“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是“重大问题”。笔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对这一疑问的精准回答，它不仅指导着民族工作，也引领着民族学学科的发展，是一项关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复杂社会工程。民族学学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以民族学界为例的学术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面，能够为其提供知识供给。有学者认为，民族学要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个面向，并为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这一时代命题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觉，建设新时代民族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加强学科话语的建设力度。有学者提议，民族学需要建立交叉学科，并集合各交叉学科的力量，来一同把握这个命题。鉴于此，本文拟立足于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脉络，剖析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需求，并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讨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使民族学学科向民族学中国学派迈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民族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后，既服务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任务，形成了顺应时代需求的“实学”传统；又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围绕中华民族建设重心的变化，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一）救亡图存驱动下向少数民族研究倾斜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进入中国的时间点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直接相关。1840年后，清朝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屡受重创。亡国灭种危机之际，张之洞、康有为等有识之士在倡导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之外，还提议要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与社会科学。于是，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学者通过翻译国外著作或发表一系列文章，渐次将“民族”及相关概念介绍给了中国的学界和社会大众。1834年，普鲁士人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首次将英文“nation”译为“民族”。之后，王韬于1874年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提到“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使得“民族”这一表述被应用于中国。1902年，为避免“民族”一词应用泛化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梁启超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观，在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了“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中华民族”概念。至此，民族学传播与生长的种子在风雨飘摇的中国生根发芽。20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中国民族学完成学科建设初步任务的阶段。1911年，孙中山等人领导资产阶级发起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中国的国家理念也由“生熟”之分向“五族共和”转变。因此，少数民族与国家的联系和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贡献，成为此时用于构建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时代命题之一，西方民族学显然对于深入探讨这一话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26年，蔡元培指出，民族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科。这一定义既体现出西方民族学的学科特点，又表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怀揣的实用主义思想。之后，中国的多所大学建立民族学专业，中央研究院也于1928年成立由蔡元培担任组长的民族学组。此外，诸多学者开始将田野调查视为进行民族学研究所需的重要方法。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拉开了中国学者独立进行规范民族学研究的序幕，也标志着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中国学术界。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民族学进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理论的蓬勃发展阶段，在将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学者通过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调查与分析取得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并在构建本土化方法的进程中，推动少数民族研究成为中国民族学最为突出的方向。由此可见，民族学在救亡图存的驱动下于清末进入中国，并在民国时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扎根于中国学术界。而聚焦于时代任务的民族学者们尽管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个孤立、封闭的实体，忽略了民族处于多维关系中的特征，但也逐渐通过对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在中国本土实践中建构出初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尤其是凸显少数民族研究的学科取向。（二）协助民族大调查后聚焦民族间差异性的中国民族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系列纲领性文件的引领下，“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学学科所承载的重要任务。基于此，已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民族学家紧跟时代步伐，希望以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协助确立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和法律地位。在民族学者们的帮助下，政府于1950年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明确认定各民族的正式名称、个体民族身份和传统聚居区域，为各民族编写“简史”“语言简志”“自治地方概况”，并逐步实施一系列针对少数民族的群体优惠政策。民族学者们所完成的工作对当时的民族大调查起到了指导性和示范性的作用，而民族大调查也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往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民族大调查也因其所处的时代而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影响，中国民族学者在协助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表现出强烈的“族体”意识，即以“民族”为单位来突显各民族在历史、语言和社会文化上的个性，淡化了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来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性。伴随时局的变化，民族学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发展阶段。1957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开始，费孝通等民族学界领袖人物被判定为“右派”分子，其研究成果也被划分进“毒害人民”的“资产阶级民族学”之列。1958年，中国科学院将原先计划成立的民族学研究所，扩建为民族研究所。同年，中苏关系恶化，学术界开启了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认为修正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在这种高压氛围下，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作为中国高校中唯一以“民族学”命名的教学科研机构，也于1964年宣布更名为民族志教研室，这代表“民族研究”对民族学的完全替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批判转变为民族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学科”的论断，原先在“民族研究”下进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完全停止。显然，政治因素使中国民族学深陷于立足之处逐渐减少的险境，并最终陷入停滞。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学随着时局震荡发生了剧烈变化。向苏联学习期间，民族学者在全国民族大调查中强调了各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虽然这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在民族构成方面的多元格局，但因未在“中华民族”的宏观视角下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致使民族学研究完全变为了“少数民族研究”。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的转变和中国政治思想的倾向化，民族学逐渐与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核心的“民族研究”混淆，直至陷入停滞状态。（三）服务于改革开放时强调中华民族一体性的中国民族学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中国民族学也在经历了坎坷曲折的70年后，迎来了一段重建与发展的时期。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未来要加强民族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这反映了民族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为了响应这一号召，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十余所高等院校在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培养不同层次民族学专门人才的招生点。至此，民族学不仅获得了新生，还通过人才队伍的建设为新时期民族工作和民族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随着民族学的重建，如何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成为新时期我国民族学被赋予的新使命。基于此，民族学的研究重心开始从探讨以民族大调查为代表的“识异”向把握多民族关系的“求同”转变。“文革”结束后，陈光国在其《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各民族交错杂居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随后，出于构建港澳台居民国家认同意识的需要，“中华民族”逐渐上升为主流政治用语，民族学界也加强了对当下多民族关系的探索。其中，以多民族地区或族际地方社会为背景开展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例如由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发起的“六江流域”民族学调查，以及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牵头的“六山六水”民族学调查等。与此同时，民族学界也从历史角度加强了对民族关系的关注，尤其是由翁独健等人于1981年主持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积极推动了中国多民族关系史、地区民族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至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多民族地域社会内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如何推动文化共享并使其获得普遍意义，这无疑催生了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实的“族际研究范式”。民族学也逐渐从由民族大调查发展起来的基于“各民族”的微观视角，以及在观照多民族关系的中观视角下蓬勃发展起来。在民族学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际，费孝通基于对我国民族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和总结，于1988年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报告，生动地阐释了多民族中国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关系，并用“一体”和“多元”揭示了中华民族相对稳定的民族结构，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学理论的诞生。随后，“多元一体”理论在学术界引发极大反响，众多学者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林耀华认为“多元一体”概念是认识中华民族结构的钥匙。张璇如称“多元一体”理论为民族学研究构筑了新的科学体系。而乔健则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和前景》中指出，“多元一体”理论既可以解释中华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又可以阐述多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对“族别研究范式”和“族际研究范式”的整合与超越。总之，“多元一体”理论立足于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历史，从“中华民族”这个宏观、全面的角度勾勒出中华民族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与脉络，是中国民族学在本土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中国民族学界也对“多元一体”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方面，许多学者从理论问题入手，通过对当今世界惨痛教训的分析，找到了“‘多元’”必然导向‘一体’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即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和地方的“多元性”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共同体的“一体”。比如，20世纪90年代，地方民族与主权性国家力量的结合促进了苏联解体；近十几年来，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认同的政治思潮，对西方各国公民的国家认同造成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在指导解决现实问题时的局限性。这里的现实问题是指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西方势力，试图通过干涉民族问题、破坏民族团结，来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从而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现阶段的中华民族需要增强内部联系来抵抗外部势力。然而，“多元一体”理论侧重“民族-国家”国民身份统一的弱式认同，较少从国家地位出发来探讨“国家-民族”的关系，所以它无法完全聚合充满差异性的地方族裔，成为“放之四海而皆淮”的政治思想。由此可见，不论是从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出发，将国家民族赋予的统一政治身份认同置于多元的各民族身份认同之下，都会导致“多元”离“一体”的理想追求越来越远。面对“多元一体”理论的不足，中国共产党基于“共同体”思想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思维。“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来规定和表述中国民族的多样性，而不是继续以各民族的多样性来描述中华民族。这不仅更加深刻地阐释了“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张力，还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地位。基于此，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作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表述，直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认同整合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嵌合互构”的影响下呈现出两重内涵：一是建构统一的国家民族身份，实现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二是协调各民族的多重认同，调整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因此，学术界对这一话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还有学者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新内涵和新使命。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精神层面提供了改善民族关系的根本路径，不仅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还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学科时代命题的发展目标。要而言之，恢复重建以后的中国民族学因时代任务的变化，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探索多民族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实的“族际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框架下接纳并整合了“族别”和“族际”的研究范式，建构出“多元一体”这一全新的民族学叙事路径。然而，“多元一体”理论难以有效回应当前国内外形式的新变化。因此，党中央恰逢其时地指出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精神层面去解决和改善民族问题。中国民族学研究，也理所应当地为当前和未来民族工作的主线做出自己的贡献。由历史脉络可知，中国学术界一直试图在借鉴其他国家学术经验的基础上，以时代任务为中心，促进民族学学科与中国的国家传统相适应。虽然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民族学学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但面对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求，当前的中国民族学仍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学科发展问题。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必须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所谓继承性，体现为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的相继关系，主张的是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都是在先前的基础上展开与发展。所谓民族性，是指以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的形式划定民族边界的过程，强调的是文化性格。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继承性与民族性，就是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尤其是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前，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初步体现了继承性与民族性。这是因为民族学学科是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应对不同时期的时代课题时，创建并发展起来的，继承了有关民族共同体和民族问题的本土经验。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在西方强权和清朝封建政权的双重压迫下苦不堪言，辛亥革命在结束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掀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文化精英对“各族平等”的思考。中国民族学在对西方民族学模仿与运用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学将其所沿袭的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解决中日满蒙问题等边疆危机的策略探索上，推动了“边政学的发凡”。随着新中国成立，“各民族一律平等”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而彼时全盘接受苏维埃民族学派观点的中国民族学，也成为了指导民族大调查确定少数民族合法地位的重要支持。改革开放后，“多元一体”理论进一步拉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愈发团结互助。自民族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有过辉煌也曾经消亡，但亘古不变的是它始终在本土实践中更新，在吸收外来理论与方法时取其精华，弃之糟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密不可分，继承性是民族性的基础，民族性是继承性的结果。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只有充分继承本土社会的文化与传统，才能充分体现民族性的特点。然而，中国民族学在不同时期吸纳了西方主流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苏维埃民族学派的经验和理论，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三种学术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当今在西方话语主导国际学术界的情况下，部分中国学者长期开展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文化研究”，并奉西方民族学的概念、话语和理论逻辑为圭臬。诚然，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为在现代语境下解释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定支持，但这些生搬硬套的研究成果一是脱离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不能有效回应中国社会的焦点和重点问题；二是隐含了西方中心主义假设，削弱了中国本土经验及其理论概括的话语地位，不利于增强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显然，如今的中国民族学在学习其他国家民族学的概念和理论时，渐渐陷入到民族性缺失的窠臼之中。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必须体现原创性与时代性。所谓原创性，主要是指研究成果是“新”的，且能够增进已有研究成就的“深”度。所谓时代性，指的是研究成果要具有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印记，符合这一历史阶段的某些特征。原创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与时代性不可分离；同时，原创性也是一个时代不断前进的动力。民族学学科的原创性与时代性，就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现如今，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初步体现了原创性与时代性。这是因为学术界在应对不同时期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情况或问题时，总是将基于实际地讨论和丰富中华民族的本质与内涵视为解决之道，由此推动了民族学理论的阶段性创新。1926年，蔡元培将民族学定义为一门“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科，开启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大门。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将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学派的研究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促进了“族别研究范式”的形成，还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族际文化共享的基本事实得到关注，民族学的“族际研究范式”也随之兴起，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理论更是掀起了对中华民族结构关系的广泛讨论。显然，在服务于时代任务的过程中，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知逐渐清晰起来，直到“多元一体”理论正式提出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然而，国际国内大形势的变化又给中国民族学带来了许多亟待应对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难以接受国际格局“东升西降”大势的美西方，就民族问题向中国发起了一系列挑战，企图通过挑起民族矛盾来破坏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当前国家内部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仍呈现上升趋势，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也一直活跃多发。面对这些情况或问题，现有涉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教科书和官方民族理论的“既定解释范式”既没有阐述中国民族冲突的根源所在，也没有提供应对策略和从根本上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稳定的新思路。例如，民族学者在运用“多元一体”理论讨论这些议题时，虽然能够厘清“多元层次”的“56个民族”共同体和“一体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次国家层次的“民族”是后者国家层次“民族”的构成。但该理论一是较少关注中华民族层次之下56个民族的平等关系，难以实质性地维护、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扎实地建构56个民族稳固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二是未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对祖国中国的国家认同统一起来。因此，当老经验、老办法无法处理新情况、新问题时，从新的实践中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探索制度创新就显得迫在眉睫。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必须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所谓系统性，强调的是通过各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关联形成体系的整体发展，尤为关注构成要素的差异和互洽。所谓专业性，强调学科之间的区分，主张人才培养时要以业务素质的提升为中心，兼具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特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具有强烈的内在联系，系统性是专业性的标志，专业性是系统性的结果。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就是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为建设“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努力。目前，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初步体现了系统性与专业性。这是因为自民族学被引入中国之时，学术界就开始了对其学科定位的思考，而民族学学科体系也在民族学者的反思与实践中完成了初期建设。1934年，蔡元培在文章《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中表示，西方主流人类学不能包含民族学，民族学是独立学科；欧洲大陆的民族学在英国、美国被称为文化人类学。这一观点随后掀起了学术界对如何认识民族学和人类学关系的热烈讨论，并成为了当代中国民族学领域的基本共识。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民族学成为“民族研究”内含的学科。而民族理论、世界民族等民族学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则跟随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在“民族研究”的框架下独立出来。这种学科性的分化，为中国民族学的内涵、外延奠定了基本格局。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下辖于法学门类（03）的民族学（0305）共包括6个专业目录，分别是民族学（030501附：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030502）、中国少数民族经济（03050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30504）、中 国少数民族艺术（030505）、中 国少数民族史（030506）。总之，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在“民族学等同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学科性分化的作用下被大致确定下来，而这些张力又促使着民族学的学科和专业分类不断更新。尽管如此，民族学的学科体系还存在许多尚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学科母体萎缩。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修订了学科、专业目录，将文化人类学从一级学科民族学（0304）的二级学科民族学（030401）中取消；并在二级学科中让中国少数民族史（030404）取代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030504）。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学位办与教育部于2011年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和于2022年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更是给予了学位授予单位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权利。但令人疑惑的是，民族学不仅是一级学科，还同为二级学科。这种情况不曾出现在除了民族学、社会学以外的其他一级学科中。通常而言，其他一级学科下辖的排在首位的二级学科，为该一级学科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说，学科目录中的民族学缺失了基本理论的部分。这就导致民族学在面对分支学科、交叉学科时，仅能为其提供观察研究对象的视角，而无法从概念、范畴和基本理论上为其提供支持。加之，我国学术界在民族学与民族研究两种学科认识上一度存在分歧。故而，除了被列入学位目录的一级学科民族学以及同名的二级学科外，一批被列入学位目录的二级三级或分支学科虽被冠以“民族”之名，但并未采用民族学的学术理念、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致使民族学陷入了学科母体缺失的困境之中。此外，从学科目录中还可以看出，在一级学科民族学中，除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以外的其他二级学科，都将其对象定位为中国少数民族。对学科定位的拓展不足也加剧了民族学学科母体萎缩的情况。在上述问题的影响下，民族学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难以形成探索和解释中华民族的合力，呈现出知识生产表浅化、碎片化的倾向，制约了学术创新和学科体系发展。新时代作为中国发展的新历史起点，虽然给民族学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笔者认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学学科必须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促进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内部结构的创新，推动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与创新，如此才能找准学科的价值与意义，建立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服务的民族学中国学派。（一）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话语体系建设由于西方学术界对话语体系的垄断，中国民族学被置于一种与西方民族学不平等的学术地位，这有损于中国民族学界的文化自信和学术创新。故而，出于对学术话语权的需求，努力推动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建设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续二十大报告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民族学话语体系的持续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引领。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根基和精神支柱”。因此，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视角出发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古代中国，还有利于我们从中梳理出处理现阶段民族问题的独特历史经验，更能够在概念、范畴和表述上为未来民族学中国学派的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有效启迪。自古以来，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都对民族关系进行了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观点就是“大一统”。从发展脉络来看，该理论最晚萌芽于春秋时期，并在战国时期定型。《诗经》所论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就表现出这一观点。之后，儒家在百家争鸣之时，正式提出“大一统”思想：“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而大一统随着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也从理想变为了现实，并在中央集权的推动下日渐成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各民族的政治家都在强调、追求和实践的目标。同时，“爱”在政治层面和政治家的角度上，也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之后，唐太宗基于对已有论述的总结，进一步提出了“爱之如一”。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它的前提是承认“夷狄亦人”，民族关系恶化的来源是中原王朝本身，而“非戎狄为患”；方式是“以德治之”；目的是使四夷“如一家”。基于这一认知，唐太宗制订了一系列“有教无类”的民族政策，妥善处理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少数民族的爱戴。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涉及民族关系的思想多是基于中华民族整体观念，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大有裨益。在确定话语体系的发展方向后，该如何去践行这一体系的建构？具体而言，民族学者要以发现的眼光去看待汉文文史资料与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从中提炼出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一方面，民族学者要加快对汉文碑刻、谱牒等民间历史文献的抢救、整理和发现，推进大型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建设，为民族学概念和范畴的提炼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有效的平台支持。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提高人才队伍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水平，培养语言基础扎实、学术功底深厚的专业人才，并加快他们对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分析进度。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还要思考民族学中国学派的话语体系被翻译为外文时该如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接，并借助学术交流的机会向国际社会输出这套话语体系，从而让中国学术话语走进国际学术舞台，让西方学者意识到民族学中国学派的价值所在。如此一来，中国学者便能够“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民族学中国学派也能够提高国际影响力，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二）在海内外实践中，加强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学术体系建设当前，美西方就民族问题向崛起的中国发起了一系列挑战，边疆民族地区的分裂势力也对国家统一造成了威胁。在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时，现有的民族学理论不论是在来源追溯，还是在策略产出上，都表现出局限性。然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因此，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的学术体系建设，应同时具有海外与本土两种视域，既要在本土问题中发挥其“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特点，又要放眼全球，以学术之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研究国内民族和民族地区时，中国学者一方面应在理解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前提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另一方面，还应探讨国外已有的理论逻辑在中国社会的研究效度，结合中国民族现状对其进行改良，从而“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二者的结合也能够为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的推进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指导。在进一步着眼于新时代背景时，民族学者应聚焦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阐释。一是要围绕理论问题，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外延、核心要素、重要意义等命题；从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等角度，廓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和功能嬗变；从本质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层面，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体系建设。二是围绕现实问题，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与成效，为有效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地区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提供思想保证。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学者在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时，还需要在充分考虑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基础上，转换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思维，以避免传统范式在处理新问题时所存在的局限性。之所以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而在进一步论及视角和思维的转换方向时，一方面，民族学者要建立国族视角，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观照之中，以满足国民性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民族学者还要养成关系性思维，关注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民族内部不同支系、民族内外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因为少数民族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而这种研究思维的转变也要求进行经验研究的民族学者，需要摆脱以往对封闭、独特田野点的追求，多关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的地区。与此同时，新时代中国民族学还要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动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海外民族志作为中国民族学界发明的新概念，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语言的研究和论述方法，被表述主体为海外社会文化。它的存在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反映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反映出“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反映出“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反映出“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在此基础上，优秀的海外民族志还能够以“异文化”知识的生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加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的深层次对话。而这些理论也不仅能为阐释或解决新时代给民族学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基础；还能实现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乃至全球民族问题解决提供中国方案。然而，面对国内外民族问题复杂性持续增强的现状，民族学者为了把握社会现象的整体状况、分析其结构性差异，还要基于传统实地调查增加新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最恰切的研究工具。首先应该增加的是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因为这种调查数据一是有助于了解民族分层及其影响因素，对把握人口异质性强的社区的总体状况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二是能够分析总体中的社区类型，计算不同类型的比例，评估个案的社区研究的代表性，对后期开展定性研究有所裨益；三是能够以相同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开展可重复、可验证的研究，增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因此，新时代中国民族学者亟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进行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其次，新时代民族学研究还应该增加GIS分析技术、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数字人文方法三个方面的工具，把握研究对象与地理空间、地理生态环境的关系，聚集人口占比较小的少数民族的数量，挖掘文本资料中的深层次信息，从而突破传统的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总之，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是一道世界性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一项关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复杂社会工程。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只有秉持问题意识，关注与中国民族相关的社会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对问题现状进行描述、分析和总结，才能创建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经验，推动适配于中华民族的理论创新，建设民族学中国学派。（三）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推动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学科体系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要求以民族学为基础的多个学科的参与，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并将它们汇聚成一股合力。然而，当前陷入学科母体萎缩困境的中国民族学在“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实体性质”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新时代民族学需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兼顾深度上的专业性延伸与广度上的系统性拓展，不仅要重新调整学科定位，还要在民族学学科母体的基础上推进交叉学科的构建，并借助教材建设实现双向促动，从而建立广义层面的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学科体系，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项工作。首先，新时代中国民族学要调整学科定位，重新划定研究范围。一方面，它应当将广义的民族视为研究对象，除了要探究中国的少数民族，还应当分析中国的汉族，以及中国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即使放大到世界范围也内也是如此，这是民族学中国学派的特色，也是其走向世界的立足点。同时，部落、氏族、部族等历史上的各类民族共同体也应当被囊括进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另一方面，虽然传统的民族学将辨析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发展差异奉为归旨，但新时代的民族事务和民族问题却要求民族学要发现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换句话说，民族学者不仅要辨别各民族的差异所在，还要提供尊重差异、缩小差异的原因，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其次，除了学科母体外，新时代民族学的二级学科也应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下有所调整。各学位授予单位需结合本院校的专业实际情况，系统规划学科内部结构，征求多方意见建议，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动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构建以民族学为学科母体的交叉学科。当前，已有学者在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特色民族学及其交叉学科的专业设置提出设想。例如，李绍明提出要建立8个本体分支学科和23个边缘分支学科；郝时远提出了14个二级学科分类，并对其研究内容进行阐述；何明则提出了4个研究领域。这些学科建设思路为系统地、专业地拓展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完善学科体系提供了参考。立足于新时代，民族学交叉学科的建设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准，既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要重点突出各有侧重，在符合民族学“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特点的基础上，促进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最后，新时代民族学教材建设也是推动学科体系走向完备的重要助力。新时代民族学教材建设要紧跟时代要求，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于广义层面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其一，教材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形成正确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导向，起到培育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民族学人才队伍的作用。其二，教材建设逃离传统西方教材的窠臼，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关照出发，以作者亲自参与的实地调查，尤其是新近的实地调查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基础，扎实地反映出当前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与研究情况，使教材内容具有中国特色。其三。教材建设要以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的学科体系为依据，立足学术前沿，关照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建立学科间横向配合的教材体系，使学科群发挥育人合力。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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